其中，将为基于创新、科技的新资源发展制定突破性机制，意在助推国家经济摆脱了对使用矿产、便宜劳动力等正在阻碍发展事业的有限旧资源的运行机制的依赖。
行囊少是不是优势？
革新初期的80年代，让越南邮电业领导苦心积虑的问题就是无论国家已经开放，但是仍未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络畅通，人民还是不能与国外的人打电话，因此知晓越南的外国投资商和游客寥寥可数。
关于技术问题，那时候，95%各国电信网都采用模拟电子技术。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国际电信发展新趋势是采用新技术——数字技术。着眼长远，新技术将有助于我们更快地与世界接轨。科技正在迅速发展，如果加大对旧技术投资力度的话，以后更换工作费用一定很高。深思熟虑后，邮电部门领导最终决心“跳过” 模拟电子技术阶段，直进数字技术阶段。虽然跋涉长途，但实践证明这是准确的决定。
“那时候，越南还很穷，技术及电信基础设施落后。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容易且便捷地进行转型。在短短一个夜晚内，一万个河内号码已成功得以转换，另一夜内，胡志明市的4.5万号码被转换。其后很长时间内，在周围国家还在从模拟技术转换为数字技术的过程之中的时候，越南已经赶上那时世上电信领域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前越南邮电总局总局长梅廉直博士举上述例子意在肯定越南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优势。
无论在为工业4.0筹备水平方面上一直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但是这也是越南的优势，原因在于越南不要承担“过去”负担，向数字经济转型的经费比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更低。
工业4.0的主要内容就是数字化转型。该进程以高速度进行。无论越南是否参加，该进程仍然蔓延全球。然而，与以前三场工业革命不同的是，越南首次获得同世界各国一道上船的机会。不仅如此，我们还拥有一定的优势。
梅廉直博士表示：首先，越南的第一优势是由共产党领导。党可以便捷地提出重要决策，凝聚全社会人民的共识，加上准确的视野与铁心铁意，一定将引领国家向前迈进。此外，在一些领域上，越南的发展水平已经贴近世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典范的是电信领域——当今工业4.0的重要链接基础。目前，越南已经拥有第四代移动通信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相当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水平。鉴于上述优势，越南正在迎来由数字化转型进程带来的机遇，不过应挖掘好优势，否则其将成为障碍。
然而，前越南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廷天副教授认为，走在后面虽然是越南的优势，但行囊少意味着能力弱，尤其是贴近4.0工业的能力。那就是技术、金融、基础设施或数字人力资源等我们缺乏的资源。换句话说，“行囊少”有利于大踏步跳过去，但未来之路却挑战重重。
另外，虽然越南人聪明智慧，其在许多国际竞赛中得以肯定。不过，上述优势还没有机会或扶持政策来发展。值得注意的还是来自融入国际经济进程的挑战。越南已经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及《越欧自贸协定》，意味着跨入世界上最发达的“队伍”之中。其中，许多国家已把数字化转型进程定为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发展之路。我们是上述经济体的伙伴，也要承受由他们施加的压力。实体经济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如果我们赶不上上述进程，我们不仅被甩在后面，而甚至被淘汰，因为其他国家都成功发展数字经济。然而，如果我们决心够强，压力可成为动力。融入事业施加压力，但也是越南学习经验，吸取智慧与吸纳新技术的良机，从而捷足先登并让国内数字化转型进程取得更高效果。
突破性机制
虽然工业4.0或数字化转型都是技术革命，但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其还是体制改革的革命。行内专家认为，以前的革命只创建用于解决人类劳动问题的工具。此次数字革命将创造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协助发挥人类智慧的技术。从而，体制方面的挑战一定存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现代结构要求另一种调控方式、另一队人力资源及另一个组织结构。各经济成分及社会成分将更为活跃、也更为复杂，因此要求一个脱胎换骨的体制。
陈廷天博士分析后指出：人类一直以来存在于物质经济中，其基于直接物理连接并创造有形物质财富。上述经济体制的资源是矿产、劳动力或甚至是机械、机器人等物理资源。上述资源有限，因此所创造出的产品随之有限。数字经济却基于信息、智慧、创造力等无限的新资源。因此，体制改革是一场解放的革命，为新资源发展制定突破性的新机制。
越南经济主要依赖于旧资源，而数字人力资源、数字技术或数字基础设施等新资源却还有限。 因此，为了有效地向数字经济转型，应替换并创建许多新资源。应出台优越优惠待遇机制来促进创造出优越产品及技术等。体制改革的革命不仅是优化旧机制，而是制定更有突破性的新机制。
陈廷天博士重申：“在国家预算多依靠于智力产业和具有高知识含量产品的时候，从物理国家转向数字国家的进程将取得明显进展。”
在工业4.0及数字化进程带来大机遇的背景下，越南奋发向上精神已经和正在化为战略性方向或具体的国家行动计划。具体是，2017年5月，政府总理颁发了有关加强贴近工业4.0的能力的第16/CT-TTg号指示。有关工业4.0的战略及数字化转型进程行动计划正在研究与制定之中并将被纳入2021-2030年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中。全国各部门机构及各地方政府正在纷纷开展高技术农业建设、智慧旅游业发展、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创业等系列计划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梅廉直博士认为，无论如此，我们入局工业4.0的方式或多或少缺乏务实性。原因所在之一就是因为各级领导尤其是部分部门机构及地方政府的最高领导尚未对其苦心积虑或开展过程中敷衍了事。最高领导人的角色及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应得以提高。
我们国家正在拥有基本的前提来实现工业4.0与促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并在增长与发展方面上实现突破，虽然其尚未充足或完整。体制、政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阻碍或企业本身的不足之处不简单，但我们完全可以克服与消减。在新的背景下，自信之心、科学思维、实用方法是必要但不够的。我们还应要加速，要在认识、战略制定尤其是在行动方面上尽力而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