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负责外交事务主席阮文本：
“当时，我的主要活动是争取越南斗争支持者的支持。我看了很多书以寻找文件说美国已前往越南，而且是有思量的。我主要做青年工作，除了参加协会的具体活动外，我还参与群众事务。
身为大学生，因此我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代表团的活动，而是做了宣传活动，让大家了解《巴黎协定》的必要性。群众工作是法国爱国运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吸引许多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的叔叔、阿姨的参加。这项工作需要坚持和婉转来诠释，让大家了解需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不得不说，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兄弟，遇到运动就立即参加。那时，与上学相比，我们更想参加活动。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想，只知道为国而参加活动。
我们参加了国际和平运动，趁此机会高举金星红旗争取支持。每年我们都会在《日内瓦协定》签署纪念日举行集会，作为一项政治活动。越深入参加运动，我们就越体会胡伯伯对海外越南人关于民间外交的教诲。
1968-1973年的会议期间，凭着学生的年轻、活泼、平易近人等优势，在谈判中，我们斗争得非常激烈，时而遇险。
旅法越南人爱国运动日益强大，积极参与国家解放事业，尤其是谈判《巴黎协定》之日起。我们对党的领导路线充满信心。那也是我们适值《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之际向年轻一代发出的信息，即应团结一心向往祖国，为维护革命成果作出贡献”。
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前主席泰蕾兹·阮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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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将在巴黎举行谈判后，在筹备组队的活动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代表团的身体健康。所以当时就安排我进入负责照顾两个代表团健康的队伍中。医疗保健团队包括医生、牙医和药师。起初，我只负责北部代表团的健康，但我住在舒瓦西勒鲁瓦，所以即使代表团里已有医生，我也被分工照顾北部代表团。
在照顾代表团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要做的事但这里的侨胞们不是很富有。所以用于照顾代表团的医药也是一个问题。 但幸运的是，这里的一些医生有着诊所。它们也非常豪放，因此我也省了钱。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因为这里的医生白天工作量大，晚上就去帮助代表团。 有时晚上还要去，但仍很高兴地参与到国家的共同工作中。
关于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们，我看到他们关心，看望慰问越南侨胞家庭。代表团的成员们虽然很忙，但遇到侨胞也不忘问候。所以代表团的成员们与侨胞就亲热起来了，都像家人一样。
我有机会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亲近，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医药和保健。第一年还好，但是会议时间长，所以每年都要有年度健康检查计划。 因此，我也有机会和他们聊了很多。工作不停地把我们拉进为国家争取和平之中。当我听说《巴黎协定》得以签署时，我和许多侨胞们都很高兴，因为经过多个漫长的夜晚，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旅法越南人范英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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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已经70岁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只有十八、二十岁，都是越南留学生。 鉴于爱国运动，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的正义斗争。所以，我们参与到这个运动直到今天。
谈到巴黎会议，我认为当时运动中的年轻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是当时运动的核心。学生运动分为许多分支。我们总是想，“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青年，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青年”。在大会召开至签署之日的5年时间里，我们经常来到学校或宿舍发报纸，以宣传越南的正义斗争，从而解释、动员越南和国际的支持。
不仅在我们的学校，在法国的任何大学也是如此。说到民运战线，我们主要是向越南人宣传。我们中午经常站在食堂里，当遇到来吃饭的越南学生时，我们分发团结报纸并建议交谈。以此类推，一步一步。当我在班上看到一个陌生的越南学生时，我通过互相帮助学习来认识，有很多方式可以接近他们。
在签署那份协定之日前，我已参加了这个运动。那时候，我在越侨联合会搞新闻。我是打字员，年纪大的一些人是写文章的。我打字，修改错别字然后打印。我还记得，在签署那份协定前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搞新闻，但是晚上收到要去另一个地方制作旗帜的命令。很多人正在制作尺寸大小不同的越南南方解放民族阵线旗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旗。他们指导我们如何制作旗帜。
1973年1月27日4时30分，我们走到克雷伯尔大街时就看到很多警察。我有点儿害怕，就把旗帜藏在外套里。幸亏警察们没有检查。5时天还没亮，人们纷纷而来，都是越南人，然后是法国人，一转眼就人山人海。我们坐着等天亮。越南代表团来的时候，我们挥着旗。
越南代表团来的时候，我激动得想哭起来。我为两个谈判团到来而激动并欢呼得声音沙哑。
法国越南人协会前主席艮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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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越南谈判团到来的时候，越侨联合会已安排人员参加为越南代表团翻译、服务、确保安全等工作。
很多人在巴黎直接与春水哥和萍姐工作。在波尔多等其他省市，红花姐是个店主，但也关闭商店，为越南代表团做饭。杜志勇哥开车的，黄英姐当做代表团的帮手。旅居其他地方的人员在代表团前来办公时安排食宿。
马赛是代表团前来最多的地方。河内饭馆的进姐，西贡饭馆的原先生布置自己的别墅供代表团休息。当时，我是越南留学生马赛分会副秘书长，给代表团当翻译。大家为直到协定签署之日对接南方代表团、北方代表团与旅法越南人的各项运动献出力量。当时，旅法越侨爱国运动展开得十分蓬勃。
代表团到来法国为旅居异国他乡的越南人带来鼓励。虽然住在异国他乡，但是任何人都听着小小的收音机了解国内形势。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和平爱好者为越南提供巨大支持。
回顾历史，我认为，以法国作为谈判地点之所以是个准确选择，是因为此地有着国际社会的和法国越侨联合会对越南的支持运动。
1969年，我到马赛当越南留学生马赛分会副秘书长，与法国知识分子结交，给代表团当翻译，在艾克斯、马赛、尼斯的各所大学举行示威活动。当时，18个分会为呼吁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越南献出巨大力量。法国北部是知识分子之地，南部是工人的爱国运动。在马赛或春节举行的示威活动吸引两千多人参加。
法国友人予以许多支持，多个市政厅悬挂着支持越南的横幅标语。在对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各斗争运动的反对派面前，由于得到法国友人的支持，协会的会员毫无犹豫。
两个谈判代表团经常会面，帮助各分会了解谈判信息和情况。值纪念国庆节、越南南方解放民族阵线问世之际，各分会举行多场纪念典礼，吸引了诸多法国民众和友人。侨胞与国内同胞一直共同分享快乐和悲痛及困难。
在美军停止对北部投掷炸弹，南部的兄弟姐妹已与旅居巴黎越南人分会联系，等协定签署那天租出4到5辆车，承载近200人去巴黎参加游行。在河内被轰炸之后和期待协议得以签署期间，兄弟们十分欣慰迎接两个谈判代表团。1945年8月革命，签署《日内瓦协定》和签署《巴黎协定》等越南的三大里程碑使旅居法国越南人社群非常高兴。两个谈判代表团的聚集证明在国内和国外的民族团结，为国家独立、和平与统一而斗争。
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前主席陈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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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7个大学生分会负责人，我从1968年起与两个谈判代表团合作。我们与两个工作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举行会晤交流，旨在向大学生介绍国内情况。在一间小房子里与6到7名大学生会晤。在各省的多名年轻医生愿意关闭门诊室，来到巴黎参加活动，长期与谈判代表团在一起工作，其中，阮文林医生那时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生分会的秘书长。大学生们呼吁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国际大学生的支持并得到了强烈的响应。
胡志明主席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因此，胡伯伯在法国共产党的威信很高。法国工人和法国共产党予以越南热情的支持。再说，不仅法国共产党而且从总统到外交部长、亚洲司司长等当时法国政府也积极协助越南谈判代表团。
可以说，1968-1973年期间，包括旅法在内的旅居海外越南人均积极参加活动，与国内人民携手并肩，促进国际的支持。这一阶段也在民族团结方面取得深远影响的效果。
旅居法国越南侨胞河玉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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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赴法国留学，加入旅法越南人联合会下属的旅法越南青年联合会。 我经常参加联合会的活动，尤其是各项文化节目。
彼时，《巴黎协定》的谈判已经开始，需要后勤团队携手。 我有幸为范文伯先生负责的信息团队献出力量，翻译资料以通知媒体。 我参加街头游行、文艺集会，帮助法国和国际友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侵越战争，呼吁国际支持。 联合会成员也强劲在媒体和内部消息发表文章。 越临近签约之日，该联合会各成员的团结精神和决心越发高涨。
1973年1月27日，《巴黎协定》签字仪式举行。 签约仪式前夕，奥赛大学越南青年分会负责人梁白云召集兄弟姐妹们在她家中缝制国旗，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旗帜。仅从四处借来两三台缝纫机，该会兄弟姐妹们一起购买布料，连夜剪布、缝制旗帜，为后天一早，大家一起站在会堂前迎接越南谈判代表团的到来。 几代越南人民，从父母到孩子，也纷纷走上街头，欢迎越南代表团的到来。
1972年底，举行了许多集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要求美国停止对越南北部造成毁灭性打击的轰炸。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举行了文化和艺术集会。
在《巴黎协定》签署之日，旅法越南人共同举行传统春节喜迎活动。 有很多人从国外飞过来，有旅居德国、美国的越南侨胞前来参加。 容纳2000人的大厅还是容不下，有的人要站在外面。
谈判组的成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身居高位，对国家负有重大责任，但他们与侨胞们非常亲近，任何活动都一起参加。
历史事件的印记仍气势磅礴。 我看到越南正走在与国际接轨的路上感到十分高兴。 旅外越南人日益心系祖国，特别是在国外出生的年轻一代通过返乡之旅找到了自己的根源。
旅居法国越南侨胞阮得如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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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荣幸有机会接待了越南南部和北部两个代表团并直接开展工作。 那时，我正在法国天然产物化学研究所科学科工作。 我有机会直接跟随代表团与前来支持越南的古巴、墨西哥等拉美代表团开展工作。
在奥赛大学举行的关于化学和生物化学国际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多名科学家，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阮氏平女士曾在会上表示：侵略越南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不明白美国人怎么能这样做，甚至将橙剂带到越南，导致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疾病。
我也有机会与随越南代表团赴法国工作的武文充大使共事。我翻译了他的《巴黎市中心的胡志明运动》一书。这本书是对法国友人向越南提供的支持，对法国共产党和和平运动的感恩之心。法国共产党积极为代表团的出行活动提供便利，全力支持两个越南代表团赴法国进行工作访问。他们对能够为越南友人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我们有幸出席于1973年1月27日在克莱贝尔举行的《巴黎协定》签署仪式。 一切都令人十分激动，有喜悦的泪水掉下来。签署仪式结束时黎德寿先生和亨利·基辛格先生都面带微笑。
当时，许多越南知识分子和工人从饮食、休息、出行等方面已尽心尽力为代表团提供服务。这些贡献来自于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愿望。
我为我家庭传统感到自豪，我和我丈夫、子孙、媳妇、女婿均积极参与在法国举行的各项爱国运动。
旅居法国越南侨胞Ani红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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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总是跟着父母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1973年1月，那时候我才3岁多，被优先站在第一排。小女孩当时的记忆是众多人涌上街头迎接越南代表团来巴黎。 道路两旁旗帜飘扬。那时，虽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巴黎协定》，但我还清晰地记得社区每个人、父母、叔叔、阿姨或兄弟姐妹们脸上洋溢的喜悦。后来长大了一点，我才明白，那个代表团是历史性人物，最具重要意义，创造历史的里程碑。因此，我更加热爱和珍惜那时刻。
1973年1月26日，Ani红映女士跟随父母前往勒布尔歇机场迎接两个谈判代表团。（黎春晋 摄）
通过父亲亲手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我更加了解越南的艰难时段和开启国家和平时期的历史性日子。 通过父亲讲述的故事，我虽然在法国出生长大，但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始终心系国家。
谈判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留下旅居法国越南人协会的许多印记，为致力于国家共同和平做出贡献。我很乔傲能成为协会的一员，从少年到大学生及当前一直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共同活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