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5日至7月8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基督徒关注”组织再次发布所谓“越南宗教自由仍存在诸多限制”的评估报告，声称“越南基督教信徒仍因参加未经政府承认的宗教团体而面临起诉和拘留”或“西原地区少数民族常被迫在国家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宗教活动”，抛出所谓“越南镇压基督教徒的状况”等论调。总部在美国的反动组织“海外越南人救助委员会”则刊登文章歪曲越南2026年《宗教信仰法》（自2027年1月1日起生效），称新《宗教信仰法》“将对各宗教组织构成严重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论调并不新鲜，几乎是“旧戏重演”。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自2月23日至3月31日期间发布的《2026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也基于未经核实、带有偏见和武断的信息来源，评估称越南宗教自由状况“持续薄弱”，并建议美国国会和政府将越南列入“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名单。
在当今世界文化、宗教和治理模式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和评价方式正在成为许多国际论坛上的争论话题。即便在那些经常推动宗教自由标准的国家，这一概念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
法国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甚至包括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也禁止女学生在公立学校穿着穆斯林女性从头到脚的遮盖式服装等。然而，许多社会和人权组织则认为这一措施有可能影响部分穆斯林群体表达宗教认同的权利。
在瑞典，2023年发生的一系列焚烧《古兰经》事件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抗议浪潮，造成外交紧张，并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与尊重不同群体宗教信仰责任之间界限的深入辩论。
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的一项裁决允许公立学校一体育教练在赛后场上祈祷，也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根据美国宪法保护宗教自由，而反对者则担心该裁决可能模糊公立教育体系中政教之间的界限。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在评估任何国家的宗教状况时，需要将其置于该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法律背景中，同时必须基于实际观察、直接对话和多维度的方式，而非仅仅依赖片面信息来源或预设偏见。
回到越南，上述所谓“限制宗教自由”的评价表明，这些组织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越南一贯奉行尊重和保障所有人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政策。这是越南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已被写入宪法，并通过法律体系特别是《宗教信仰法》得以具体化。越南第十六届国会在今年4月底的第一次会议上即通过了《宗教信仰法（修正案）》，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越南继续完善法律框架以更好保障所有人信仰宗教自由的承诺，同时为各宗教组织依法、稳定活动并日益发挥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创造便利条件。
国会不断完善透明、开放的法律环境，为各宗教按照越南宪法和法律规定活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90年以前，越南仅有3个宗教组织获国家承认。迄今，国家已承认并向16个宗教的43个组织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拥有超过2770万信徒（约占人口的27%），超过6.1万名神职人员，近14.5万名宗教工作者和近3万处宗教场所。
越南党和国家始终关心并创造条件，让宗教同胞本着“与民族同行”的精神过好世俗生活、美好宗教生活。在第十六届国会当选的500名代表中，有16位宗教神职人员和信教人士，分属佛教、天主教、婆罗门教等。
各宗教的重要节日举办规模日益盛大，吸引众多信徒和民众参与，如佛教徒的佛诞节、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圣诞节、复活节等。许多大型宗教工程、新的信仰活动区通过社会化和信徒捐赠得以兴建和修缮，国家在土地、建设手续等方面依法予以便利。去年，越南成功举办了2025年联合国卫塞节，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众多国际佛教组织的神职人员、学者和领导人。在参加卫塞节期间，各国代表直接接触和了解了越南的信仰宗教生活。在代表们通过的《胡志明市宣言》中写道：“第四次在越南举办的联合国卫塞节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越南丰富、多样、自由的宗教生活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越南党和国家在尊重和保障全体人民的信仰宗教自由方面的坚定承诺和切实执行”。
越南与梵蒂冈的关系已正式升格为常驻代表，圣座于2023年12月任命了常驻越南的宗座代表。在越南高级代表团今年4月访问期间，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Leo XIV）在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青敏时，对越南职能部门为圣座常驻代表在越南稳定、有效活动创造条件并提供积极支持表示感谢。圣座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主教高度评价越南的发展成就和开放的宗教政策，并对越南党和国家始终关心弱势和易受伤害群体表示印象深刻。
在越南，只有那些利用信仰、宗教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安全、分裂民族团结、制造社会不稳定、拉拢群众参加违背淳风美俗的“邪教”组织的组织和个人，才会被依法严厉处理。
上述生动的现实是明确的证据肯定了越南始终尊重和保障全体人民的信仰宗教自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不公正的报告都无法歪曲或篡改。与其不断兜售关于越南宗教自由的老套歪曲论调，更需要的是推动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尊重历史、文化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宗教自由的评价才能客观、充分地反映正在发生的现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