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会议上的谈判乃至越南民族抗美救国战争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那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已形成并日益强大发展，为包括越南在内的世界革命运动提供积极的帮助。
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中却出现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不同观点，甚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越南人民的敌人——美国经济潜力强，军事实力雄厚。
从抗法战争历史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在抗战和谈判中高举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旗帜。这是在巴黎会议期间贯穿了从开始到结束的谈判中的基本指导意见。
从1965年至1966年底，美帝国一边加大对越南侵略战争的规模，一边发表“虚假和平”的论调，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坐下来谈判。
1967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新的外交战线，旨在进一步谴责美帝国的罪行，揭露虚假和平的手段；坚持革命正义的立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进步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1968年春天，我国军民在南方各战场上进行总进攻和起义（以城市为主要进攻方向），迫使美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政府降低战争级别，被迫在巴黎协定与我方坐下来谈判。
1968年5月1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正式谈判在法国巴黎举行，标志着越南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战场上的较量，同时秉持“边打仗，边谈判”的方针在外交阵线上进行较量。
越南坚定立场，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所有其他战争活动，其后才能商谈双方的有关问题。美方要求越南北方从南方撤军，停止向南方派遣支援部队和援助物资活动。
面对越方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态度，同时由于在战场上遇到许多困难和损失，美国各阶层人民反战运动也愈演愈烈。1968年11月1日，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被迫宣布结束对北越的所有战争行为。
此次事件后，越南和美国开始围绕会议的形式、组成等问题展开了斗争，并商定了四方会议，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后更名为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和越南共和国（西贡政府）。
主动进入“边打边谈”的局面正是越南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彰显了路线方面的独立自主。
1969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战争越南化"。按照该战略，远征军和一些盟国的军队开始撤军；共和越南军队将替代美军成为核心作战力量，但仍将通过军事顾问制度进行指挥，提供资金、武器装备和战争手段。
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大国外交”政策，寻求与中国和苏联妥协以孤立越南革命，图谋在谈判桌上给越南施压，迫使越南以有利于美国的条款签署有关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
1969年1月25日，越南问题四方会议正式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谈判过程中，越方在与战争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开展了斗争，但重点放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即要求美国和盟军全部撤出南方，并要求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自决权。这一主张赢得了世界多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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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仪式。图自越通社 |
世界舆论认为，越方表现出“和平善意”，要求美国政府尽快结束侵越战争。在巴黎会议上，越南经常利用公共论坛，以官方发言和尖锐的政论文章来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越南高度重视媒体工作。在长达近5年的谈判中，巴黎会议共举行了近500场记者招待会。越方将其视为宝贵的契机，痛斥美国和西贡政府的顽固，同时强化越南的正义立场及和平与善意，为争取世界人民对越南革命的支持作出了贡献，在国际舞台上强烈孤立美国 - 西贡政府。
但是，顽固好战的美方总是提出“对等”的观点，要求双方（包括在南方的北越军队）“共同撤军”，同时拼命实施大国外交政策，与苏联和中国妥协并向越南施压。
越南革命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敌人损失惨重，逐步打败美国的“越战越南化”战略，在谈判桌上为越南创造优势。
由于无法动摇越南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美国总统尼克松加强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1972年12月14日，尼克松批准了使用 B-52 B-52轰炸机等主要飞机对河内和海防发动战略空袭的计划，试图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结束战争协议，并摧毁越南北方经济和国防潜力，使之无力支援南方抗战，确保军队和西贡政府有更多时间来增强兵力，也引起了越南人民的恐慌心理。
1973年签署的《巴黎协定》是胡志明时代越南革命外交历史乃至越南民族史上永不褪色的印记。 在纪念《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1973年1月27日-2023年1月27日）之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份特殊历史文件的地位和意义，并从这次历史性谈判吸取了很多教训，其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精神的教训仍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