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陈文慈先生在回忆起当年在中国广西桂林执教的岁月时所表达的感慨。在他看来，那是一段虽然艰苦却无比光荣的时光。在越南全国奋起进行抗法、抗美救国斗争的背景下，一代代越南教师和学生远赴桂林，在越南学校工作、学习，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陈文慈先生深情回忆道：“1967年，我刚刚完成‘10+2’师范课程，就被分配到阮文贝学校任教，教授数学和物理。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任为校团委书记，并兼任桂林地区所有越南学校的区团委书记。经过八年的工作和锻炼，1975年我返回越南，继续在国内攻读大学学业。”
“孩子们年纪尚小就不得不离开家庭，最小的只有六岁。其中许多孩子从越南南部和中部出发，徒步跋涉数千公里，冒着战火和枪林弹雨来到这里求学。当时，他们的父母正在前线英勇作战，生死未卜。
正是这些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种子’的越南学生，坚强不屈、勇敢面对困难，迅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他们的形象深深打动了我们，也成为我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圆满完成任务的重要精神动力。”陈文慈老师动情地说。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得到了桂林人民无私、热情和真诚的支持与帮助，越南学生们才能拥有一个安宁和平的学习环境。在这片育人的热土上，一批又一批“红色种子”茁壮成长，日后走上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担任重要岗位，为祖国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多年来，陈文慈老师始终积极参与与曾在桂林越南学校学习、工作过的老同事、老学生的联系联络工作，持续推动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团结。
他说：“1976年，我回国时，国家刚刚走出战火，经济十分困难，根本无法与曾在桂林共事的老师们取得联系。直到1999年，生活逐渐稳定，我才开始踏上寻找当年学生的旅程，重新连接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从那时起，‘桂林学生联络委员会’逐渐成立，并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联络网络。
在联系到一些关键人员之后，我们坚持每年组织回访母校。当得知广西师范大学是保留越南学校遗迹的重要地点时，我们便共同出力、出资，更倾注满腔热忱，努力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
对于那些在异国他乡长眠的伤病员和学生，我们也共同发起倡议，筹集善款，建立了一座庄重整洁的墓地，让他们得以安息，也让我们的敬意与感恩得以永远传承。”陈文慈老师深情地说。
尽管时光已流逝七十余载，但每当回忆起在中国桂林生活和求学的岁月，越南人民军中央108医院原副院长、越南副教授、博士阮金女孝女士依然激动不已。在她心中，桂林不仅是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孕育梦想与理想的摇篮，为她日后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之人打下坚实基础。
阮金女孝女士回忆说：“1953年，正值越南抗法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我和一批同学被安排前往中国留学。当时我家在宣光省沾化安全区，为了赶赴桂林上学，我不得不徒步翻山越岭，穿越森林溪流，跋涉数百公里才抵达学校。”
“到了桂林后，我在专门接收越南学生的学校读五年级，后来该校改名为‘育才学效’。当时大约有1000名越南学生在此就读，从启蒙班到六年级都有。大多数学生年龄很小，最小的仅6岁，最大的不过13岁。大家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异国他乡学习，相互之间都非常关爱、照顾。”
“为了帮助我们缓解思乡之情、安心学习，学校的老师以及叔叔阿姨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尽管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生活仍十分艰苦，但他们始终把我们视为自己的孩子。”她动情地说道。
阮金女孝女士特别回忆起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由邓海棠医生负责照顾我们的健康。有一次，一年级学生胡士佐不慎跌入学校后方的池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是邓海棠医生将他救活。邓海棠医生当年救治过很多越南孩子。胡士佐的同学吴灵当年一只眼睛受伤失明，邓海棠医生自愿从自己身上取下一块皮植入吴灵失明的眼睛。 这一无私之举深深铭刻在我们每一位越南学生心中，至今记忆犹新。”
学生们参与种植红薯，以改善生活条件。（图片由陈文慈先生提供）
她表示，在桂林求学期间，越南学生不仅系统地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还学会了许多生活技能，真正实现了越南党和政府的初衷——培养出一代德才兼备、能够担当国家重任的栋梁之才。
如今虽年事已高，但阮金女孝女士依然积极投身于越中友好协会的各项活动。她希望通过这些活动，铭记桂林人民，乃至中国人民对越南留学生的深情厚谊，并为推动中越两国人民在多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贡献绵薄之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