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从思想旗帜到社会政论引领作用

1951年《人民报》的诞生绝非一次纯粹的新闻事件。在抗法战争进入决战阶段的背景下，党亟需一个官方舆论机关来统一认识、凝聚信心、组织力量并鼓舞全民斗志。正是在这一历史要求下，《人民报》应运而生，成为了党思想与政治领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阮爱国领袖创办的第一批革命报刊，到党的各份前身报纸，再到《人民报》，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新闻媒体绝非脱离政治生活，而是直接参与组织动员、引领思想和推动社会行动的全过程之中。《人民报》编辑部汇聚了多位党的高层领导同志，其中包括长征、范文同、黄国越、阮志清、黎文良等同志。胡志明主席曾以近30个笔名，直接为《人民报》撰写了1200多篇文章。

在抗法战争中，一份份诞生于越北山林之中的报纸，跟随着部队的步伐走进战区、挺进乡村、深入一个个营帐，为哺育抗战意志作出了贡献。

当时的党报不仅记录了抗战的进程，更筑牢了政治气势，巩固了对胜利的信心。轰动世界的奠边府大捷不仅彻底改变了印度支那的战局，更改变了世界对被殖民民族在争取独立斗争中所展现出伟大力量的认知。

从1954年到1975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人民报》继续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南方开展抗美救国战争。这份报纸既是建设事业的传播者，也是鼓舞奋进的号角。一篇篇热血沸腾的社论、评论，一封封带着战火硝烟的现场快讯、深度报道以及新闻照片，共同构筑了这场伟大抗战的生动画面。那些字里行间充满豪情与感染力的标题，如‘河内——空中奠边府’、‘人类良知与尊严之首都’等，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深深凝聚起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那些岁月里，《人民报》的许多记者像战士一样生活、写作和牺牲。因此，“记者-战士”这一概念并非一个象征性的称谓，而是那一代人真实的职业写照。

1975年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党报的本领在另一种环境下接受了考验。国家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必须面对无数艰难险阻：战争后遗症、边境战争、包围封锁、经济社会危机、生产停滞以及人民生活物资匮乏，社会信心遭遇严峻考验。那也是一个围绕管理机制、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而展开激烈辩论的时期。当时，《人民报》面临着一个不易的要求：既要抓牢政治方向，又要直面客观现实。期间，报纸刊登了大量探讨经济管理机制、生产分配及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作品，为革新准备阶段营造了必要的讨论氛围。

有关永富、海防“包产到户”的通讯与调查，以及安江、胡志明市等地创新做法的模式，为党形成革新思维提供了生动的实践依据。特别是阮文灵总书记以“N.V.L”为笔名在《人民报》上开设的专栏《立即需要做的事》（自1987年起刊登），营造了强大激烈的民主与反消极新闻氛围，引发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与广泛响应。

自革新初期以来，国家发展的诸多重大变革都留下了越南《人民报》同行相伴的印记。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这份报纸不仅记录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而且积极发挥解惑释疑、舆论引导以及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从革新初期围绕经济体制的讨论，到体制改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党的自我革新和党风整顿、发展私营经济以及在新形势下维护思想基础，《人民报》的政论声音始终与国家重大问题面前维护社会认知稳定、巩固信心以及凝聚思想共识等任务紧密相连。

多年来，这一地位是由一代又一代兼具政治担当与专业权威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塑造的。从长征、黄松、洪河、河登、友寿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到一代代接续奋斗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报》一向拥有一支善于将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优秀评论员，能够把重大的政治议题转化为具有社会说服力和传播力的新闻语言。《人民报》的许多重要社论在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成为号召行动，这并非偶然。

自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越南以来，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日益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新闻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新闻媒体已不再垄断信息传播。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可信度、信息核实能力以及分析的深度与专业性。

越南《人民报》网络版于1998年较早创办，当时网络环境对越南大多数媒体而言仍较为陌生。这表明本报较早意识到传播空间的变革。近十年来，在传统报纸基础上，《人民报》逐步构建多平台融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出多语种网络版本，发展多媒体内容、电子杂志、图表新闻、视频报道及数据新闻，并建立融媒体编辑部，积极推动内容在数字空间的传播与分发。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人民报》在创新发展和贴近公众方面取得了多项显著成果。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排队领取纪念奠边府大捷70周年以及越南南方解放、国家统一50周年的特别副刊。

融合增强型现实技术的出版物使原本被认为较为“枯燥”的历史与文化内容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富有吸引力。围绕历史、文化与国家主权等内容开展的多平台传播活动表明，党报正以新的传播方式主动进入现代媒体空间，探索更加多元的表达与触达路径。

题为《祖国在我心中》的政论艺术节目，甚至被公众称为“国家音乐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是一场文化艺术活动，而是政治媒体与公众情感之间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共鸣。这些变化表明《人民报》的创新并不止于呈现形式的更新，而是通过数字时代的传播语言，努力将政治与历史内容传递给公众，同时始终坚持作为党报的价值主轴。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纪念《人民报》社创刊75周年纪念大典上发表讲话时明确要求，《人民报》要成为一个思想中心、政论中心、能够引领社会认知的重要力量，既要巩固思想基础，又要引领改革创新。这不仅是对本报地位的充分肯定，也对其在国家发展新阶段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这些启示深入思考可以看出，《人民报》当前的核心问题已不再主要体现在技术或表现形式层面。经过多年强有力的实现数字化转型，《人民报》已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传媒生态系统，显著拓展了在数字空间接触公众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技术仅仅是工具；决定报纸力量的仍是政治定力、思想深度和人文价值。

一家报纸若要具备引导社会认知的能力，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快速报道或形式现代化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在网络空间日益复杂的多元信息、观点与情绪交织碰撞中，帮助公众准确把握问题本质，看清现实发展趋势，并辨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

当今社会并不缺少信息，但极度缺乏有足够深度、足够可靠、足以凝聚共识的分析。在算法、猎奇效应和群体情绪共同主导的网络空间中，主流媒体更应成为理性、核实与引导的声音。如果失去信息标准性，追逐一时的情绪，政论报纸将自我丧失其社会权威。一个政论中心必须具备足够定力以捍卫正确立场，具备足够深度以阐释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问题，并具备足够公信力，在信息真伪难辨、对错易被传播速度掩盖的媒体环境中赢得公众信任。

归根结底，一份报纸的力量仍取决于执笔之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人民报》的政论力量始终与一批重要作者紧密相连。他们不仅业务精湛、文笔犀利，更具备思想深度与实践经验，能够将理论与政治议题转化为贴近受众、通俗易懂的新闻表达，同时保持学术深度与引导力量。

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人民报》社数十年来的社会公信力。因此，今天建设队伍的要求不能止步于多媒体新闻技能的培训或技术使用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为新闻工作者队伍培养政治定力、文化深度、独立思考能力和职业奉献精神。一个思想中心不可能仅靠现代技术或新媒体平台构建，而首先必须由具备思想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并能与国家现实对话的人来铸就。

无论办报方式如何变化，《人民报》的核心价值始终不变，即其权威性、政治与社会公信力，以及对党、国家和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对一份报纸而言，最重要的资产归根结底仍是读者的信任。正是凭借这份信任，《人民报》在过去的75年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地位，不仅承担新闻信息传播与时事报道功能，而且直接参与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为塑造舆论做出贡献，并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与重大变革同频共振、并肩同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