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华教授指出,2026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中国期间,越中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并将铁路合作定位为两国战略合作的“新亮点”。半年多后,越南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中国出席APEC会议,这并非一次孤立的元首外交安排,而是对上述政治共识的延续和落实,体现了越南在对华关系上“头等优先”的政策连续性。
赵卫华教授表示,从政治互信层面看,2026年中越关系的一个结构性进展是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的举行。这一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其功能不限于一般性沟通,而是直接指向政治制度安全与战略协作。在这一框架已经搭建之后,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出席由中国主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实际上是从多边场合为两党两国的高层战略沟通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既巩固双边渠道,也在多边平台上形成呼应。
就合作潜力而言,赵卫华教授认为最具拓展空间的是规则与基础设施的“软硬衔接”,而非简单的贸易增量。2026年11月启动的“加快推动红河流域中越地方交流合作倡议”已经明确了一个方向:智慧口岸、跨境电子商务、多式联运、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的组合推进。这意味着两国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商品贸易向口岸智能化、物流标准对接和跨境产业链衔接延伸。
铁路合作被定位为“战略新亮点”后,如果能够与越南南北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形成实质性对接,其外溢效应将超出双边范畴,对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格局产生带动作用。此外,越南《人工智能法》2026年3月生效,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双方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规则协调,可能是下一阶段更值得投入的方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