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公共政策专家认为，体制既是“各项突破中的突破”，也是亟待消除的最大障碍。这正是开启新发展空间最重要的钥匙。
发展模式的“操作系统”
行政与公共治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阮氏金仙副教授认为，各国发展史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能够在所有背景下始终保持成效。当现实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时，创新发展模式便成为必然要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实践表明，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转型始终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
阮氏金仙表示，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新亮点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创新发展模式必须从体制突破入手，同时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这是党关于国家发展思维的新发展。
在全球竞争日益以知识、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背景下，国家竞争优势不再主要取决于资源、资本或廉价劳动力，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体制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
经过40年革新开放，越南面临的要求已不仅是保持增长速度，还要形成新的发展能力，持续培育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数据和高素质人力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动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破解体制瓶颈，同时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以释放、联通和高效利用一切发展资源。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投资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黎庆强认为，越南已经从一个物资匮乏、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然而，依靠资源开采、廉价劳动力和投资资本粗放扩张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正在逐渐枯竭。
要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所提出的两位数增长，动力必须来自生产率、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而所有这些因素首先都取决于“游戏规则”，即法律框架、运行机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
一个国家可能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人力资源，但如果体制僵化、相互重叠并缺乏透明度，这些资源仍会被“禁锢”，无法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相反，方向正确的体制突破，可以释放被“冻结”在土地、资本、数据和智力资源中的潜力，而无须等待新增投资。
正因如此，决议将体制和国家治理确定为“突破环节”，并将其置于到2030年需要实现的科学技术、战略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等其他突破之前，是遵循正确因果顺序作出的选择。良好的体制将带动并放大其他所有突破的成效；如果不能率先改革体制，其他各项投资的效益都可能被削弱。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讲师阮孟海赞同上述观点并强调，此次体制突破是在“形成新的发展能力”的逻辑下提出的，而不再像以往某些阶段那样，仅仅是“排除障碍、破解瓶颈”。这是根本性区别。
过去，体制改革主要带有防御性质，着重修正正在造成阻碍的问题；而此次体制被确定为主动引领的动力，用于塑造数字空间、海洋空间、地下空间、低轨空间以及以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等发展新空间。
换言之，体制正是整个发展模式的“操作系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国防安全和对外工作等支柱，则是运行在这一操作系统上的各种“应用程序”。如果操作系统得不到升级，无论应用程序如何优化，整个系统仍只能以原有速度运行。将体制突破置于“首要”位置，就是准确抓住问题根源，而不是仅仅处理其表象。
从制度设计到执行同步革新
专家认为，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决议不仅提出实现体制突破的要求，还强调必须同步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改革思维已从完善体制转向提高体制执行能力。
阮氏金仙副教授认为，体制质量不仅取决于方针、政策和法律体系，还取决于组织制度、执行机制、治理能力、协调效率以及将方针政策转化为发展成果的能力。
即使法律体系较为先进，如果组织实施迟缓、协调缺乏效率、机构运行不畅，体制也难以转化为国家发展能力。要使体制真正成为引领新发展模式的动力，越南需要在两个相互有机联系的方面同时实现突破，即制度设计思维和制度执行能力。
首先，要创新制度设计思维，大力从管理思维转向发展型、建设型思维；从事前审批转向基于风险治理的事后监管；从单纯管控转向营造有利环境，以释放一切资源、推动创新并保障公平竞争。
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使其更加稳定、透明、统一、可预期，并能够适应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
黎庆强表示，这些突破将为三类主体带来具体、可衡量的利益。对于人民而言，以数据为基础并拥有透明法律制度的现代治理体系，将减少其获得公共服务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遇到的麻烦，涉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土地和户籍手续等领域。更重要的是，当体制以透明方式运行时，社会信任这一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将得到巩固，为长期共识和稳定奠定基础。
对于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部门而言，体制突破意味着降低合规成本、减少法律风险并提高政策可预期性，这三项因素决定着长期投资。监管沙盒机制将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开辟道路，使过去常常“受困”于法律空白的模式有机会直接在越南发展，而不必将创意“输出”到国外。
在国家竞争力方面，各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投资环境时，都将体制质量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一个精简、透明、以数字数据为基础运行的机构体系，将直接改善营商环境各项指标，从而增强对高质量外国投资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地区各国之间吸引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换言之，体制突破并非仅仅是国家机构自身的问题，而是将国家其他一切潜力—人力、资源和地缘经济位置—充分转化为实际发展能力的先决条件。这正是中央将体制确定为首要突破环节，推动越南到2045年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原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