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教授在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率团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中国开展双边工作访问前夕接受本报驻华记者采访时所强调的。
赵卫华教授认为，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出席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间节点本身就具有清晰的外交含义。2026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访华期间，中越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并将铁路合作定位为两国战略合作的“新亮点”。半年多后，越南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中国出席APEC，这并非一次孤立的元首外交安排，而是对上述政治共识的延续和落实，体现了越南在对华关系上“头等优先”的政策连续性。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出席由中国主办的APEC会议，实际上是从多边场合为两党两国的高层战略沟通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既巩固双边渠道，也在多边平台上形成呼应。
从政治互信层面看，2026年中越关系的一个结构性进展是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的举行。这一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其功能不限于一般性沟通，而是直接指向政治制度安全与战略协作。在这一框架已经搭建之后，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出席由中国主办的APEC会议，实际上是从多边场合为两党两国的高层战略沟通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既巩固双边渠道，也在多边平台上形成呼应。
就合作潜力而言，赵卫华教授认为，最具拓展空间的是规则与基础设施的“软硬衔接”，而非简单的贸易增量。2026年11月启动的《加快推动红河流域中越地方交流合作倡议》已经明确了一个方向：智慧口岸、跨境电子商务、多式联运、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的组合推进。这意味着两国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商品贸易向口岸智能化、物流标准对接和跨境产业链衔接延伸。铁路合作被定位为“战略新亮点”后，如果能够与越南南北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形成实质性对接，其外溢效应将超出双边范畴，对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格局产生带动作用。
此外，越南《人工智能法》2026年3月生效，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双方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规则协调，可能是下一阶段更值得投入的方向。
谈到越南积极参与APEC的意义时，赵卫华教授强调，当前APEC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有没有议程”，而是议程能否转化为成员共同接受的行动。在这一背景下，越南的积极参与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器功能。
越南是APEC中少数同时与多个主要经济体保持深度经贸联系、且自身处于产业链承接关键位置的发展中成员。越南的参与方式——强调开放、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推进FTAAP建设——在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提供了一种可对话的中间地带。
首先，越南是APEC中少数同时与多个主要经济体保持深度经贸联系、且自身处于产业链承接关键位置的发展中成员。越南的参与方式——强调开放、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推进FTAAP建设——在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提供了一种可对话的中间地带。
当APEC内部在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方式上存在张力时，越南这样具有双重协定身份和务实取向的经济体，有助于防止议程碎片化。经济增速的抬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中间地带的可信度：一个持续增长、市场不断扩大的越南，其“连接者”角色对各方都更具吸引力。
其次，2026年中国主办APEC、2027年越南接续主办，形成了一个罕见的“连续主办”结构。中国方面将2026年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越南则可以在此基础上把连续议程推向更具操作性的阶段。
赵卫华教授强调，这种东道主之间的议程接力，使APEC的议题不至于因轮值更替而出现断裂，也为“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的中期落实提供了两年相对连贯的政策窗口。越南在这一衔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被动承接，而是以2027年东道主的身份提前参与议程塑造，这本身就在为APEC的机制活力注入确定性。（完）
